最高人民法院

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共同约定公司直接向实际出资人分红，合法有效

特殊类公司股东为规避法律监管或出于其他原因，部分投资者不直接显名担任公司的股东。只能通过与可以直接显名的股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窝囊”地屈居幕后、间接取得股权投资收益。

万一显名股东从公司领取分红后不转支付给隐名股东怎么办？如何设计合同条款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隐名股东的权益、甚至直接从公司分红？

最高院在华夏银行股权纠纷一案中确认了“名义股东为公司的在册股东；实际出资人在成为正式股东之前按照其出资比例分得股息、红利；待实际出资人作为正式股东的条件成就时，名义股东和公司共同完成使实际出资人成为正式股东的工作”条款有效。

这个条款太牛了，实现了如下保障隐名股东直接分红的利益：隐名股东在显名前能直接从公司获得分红；在时机成熟时，隐名股东可要求显名股东和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进而成为真正股东。

裁判要旨

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共同约定“实际出资人在成为正式股东之前按照其出资比例分得股息、红利”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法有效。

案情简介

一、1995年，华夏银行股份公司成立，其注册资金25亿元。其中联大集团持股3亿元，占比12％。

二、1997年，汽车销售公司与华夏银行、联大集团签订《协议书》约定：联大集团为华夏银行在册股东，持有三亿元股份，其中两亿元股份实由汽车销售公司出资。汽车销售公司在成为正式股东之前按照其出资比例分得股息、红利，华夏银行直接将股息红利划入汽车销售公司账户，并提供完税手续；待“条件允许”，联大集团和华夏银行将共同完成使汽车销售公司成为正式股东的工作。

三、协议签署后当年，汽车销售公司2亿元出资到位，并更名为润华集团。

四、1998、1999和2000年，华夏银行依约按润华集团按出资比例享有的分红，直接划入润华集团的账户。此后，华夏银行未再按约向润华集团支付2003、2004年的红利。

五、2003年，华夏银行按照每10股转增2股的比例，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东按比例增持股份。至此，联大集团所持股数量为3.6亿股。

六、2005年，润华集团向山东高院起诉联大集团、华夏银行，请求确认联大集团所持有股权中有2.4亿股属于润华集团所有，华夏银行向润华集团支付尚未派发的红利2600万元。

七、本案经山东高院一审、最高院二审，最终判定：将联大集团持有的2.4亿股份变更到润华集团的名下，华夏银行支付红利25178203.83元。

本院认为：本案华夏银行股份公司、联大集团、汽车销售公司三方于1997年8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协议》，以及汽车销售公司与华夏银行就出售汽贸大厦而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反映了在华夏银行股份公司成立时，联大集团、汽车销售公司共同出资3亿元，其中汽车销售公司出资2亿元的基本事实。三方在协议中关于“分派股息、红利”以及待“条件允许”、“汽车销售公司正式成为华夏银行股份公司股东”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当时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在三方签订的《协议》中，华夏银行股份公司承诺在历次分红派息时直接向联大集团、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股息、红利。联大集团、汽车销售公司同意并确认。汽车销售公司变更为润华集团后，华夏银行股份公司依约向润华集团支付了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红利。但在分派2003年下半年和2004年红利时，华夏银行股份公司将全部股息支付给了联大集团，并用于扣收了联大集团在该行的贷款，而未向润华集团支付。本院认为，华夏银行股份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其在三方《协议》中的承诺，未经润华集团同意而擅自变更《协议》约定其应承担的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华夏银行股份公司关于其“根据联大集团的指示将其2003，2004年的红利直接向联大集团支付或清偿债务，应视为其对三方协议中相关约定的变更，该变更无需征得润华集团的同意&”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润华集团获取该部分红利的依据是其真实的出资行为及三方当事人的协议约定，而不是以其是否为华夏银行股份公司的在册股东为条件。华夏银行股份公司关于“润华集团与华夏银行股份公司之间未形成股权投资关系，无权从华夏银行股份公司获得投资收益&”的上诉理由与本案的基本事实不符。原审判决按照润华集团的实际出资比例计算并认定2003年下半年和2004年全年的红利25178203.83元，并判决其直接给付润华集团正确，应予以维持。

关于联大集团与润华集团之间转让股权的问题。基于联大集团和润华集团各自出资的实际情况，本案三方当事人在《协议》中已事先作出明确约定：联大集团为华夏银行股份公司的在册股东；润华集团在成为正式股东之前按照其出资比例分得股息、红利；待“条件允许”，联大集团和华夏银行股份公司将共同完成使润华集团成为正式股东的工作。本院认为，本案联大集团作为华夏银行股份公司的股东，其转让股权行为不违反公司法对发起人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亦不侵害华夏银行股份公司的利益。本案一审时，联大集团表示对润华集团诉称的事实及请求没有异议；二审期间，其再次确认对原审判决其向润华集团转让股权亦不持异议。该项股权转让系转让方联大集团和受让方润华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以确认。同时，根据三方《协议》以及有关部门的监管规定，对办理该股权转让手续等相关事宜，华夏银行股份公司应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联大集团与润华集团之间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原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华夏银行股份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实际出资并不等于取得股东资格的三点理由：

第一，在学理上看，股东资格的认定需满足实质和形式两个要件。实质要件是指股东实际出资，形式要件是指股东须经工商登记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文件，公示于众。实际出资人仅满足实质要件，而不满足形式要件，而根据商事外观主义的理论，为维护交易安全和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必须将股东信息进行公示，未经公示不能取得股东身份。但现在，通说对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的取得采取了“内外有别，双重标准”的做法，在公司内部，处理实际出资人与其他股东及公司的关系时，偏重于实质要件，显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对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有明确约定并实际出资，且为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知晓；实际出资人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且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但在公司外部，在处理实际出资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关系时，偏重于形式要件，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综上，实际出资并不是获得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

第二，在证据规则上看，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据大致有八种：公司章程、工商注册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实际出资证据、股权转让、继承、赠与等文件，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东会决议等资料，获得利润分红、剩余财产分配等资料，前四种为证明形式要件的证据，主要在对外部第三人起证明作用；后四种为证明实质要件的证据，主要是对内部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起证明作用。其中，公司章程的效力最高，兼具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特征，对外公示于众，对内表明各股东互相确认的意思表示。各类证据对股东资格的证明效力各不相同，对于形式证据来讲，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证明书；对实质证据来讲，实际出资证明＞股权转让等协议＞经营管理资料＝利润分配资料。对实际出资人来讲，一般情况下，仅有实际出资证明，也有可能拥有参与经营管理和分红的证据。由此可得，实际出资证明并不一定能证明股东身份。

第三，在立法精神上看，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均强调股东资格确认的形式要件，要求进行工商登记，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出具出资证明书，这均表明公司法坚持商事外观主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精神，但实际出资人恰好不满足这些要件。另外，公司法将法定资本制变更为认缴资本制，允许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分离，股东只要认缴出资即可获得股东资格，也反证了实际出资并非获得股东资格的唯一条件。

裁判要点

工商登记材料并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而是一个证权程序，工商登记材料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故在出现出资纠纷时，股东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发生股权确认纠纷，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其真实意思表示。

润华集团获得分红拥有合同依据，润华集团获取分红的依据是其真实的出资行为及三方当事人的协议约定，而不是以其是否为华夏银行的在册股东为条件。华夏银行未经润华集团同意而应支付红利而不支付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